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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前三大新聞通訊社路透社怎麼也想不到，他們傳送給全球新聞界使用的兩張照片，竟然活生生被一個十三歲的芬蘭中學生拆穿。
今年八月，路透社轉用俄羅斯電台影片，刊登兩張俄羅斯潛艇在北極海底下插國旗的照片，住在芬蘭北方小鎮的少年塞羅丁看到報紙後，覺得怪怪的，於是動手找資料，確認這張潛艇照片是翻拍自電影「鐵達尼」裡面的一個片段。路透社被迫認錯道歉。
這就是芬蘭教育為什麼能連年驚豔全球的原因：小孩會主動想、主動問、主動找答案。
教育，讓芬蘭學生成為新的「北海小英雄」。
過去二十年，世界各國前仆後繼，挹注龐大資源推動教育改革，小小一個芬蘭憑什麼摘下桂冠？
擬定長期策略、堅持核心價值、改革師資，是芬蘭教育成功的三大支柱。
貫穿改革脈絡、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價值，是「一個也不能少」的平等精神。當其他國家還在施行精英教育時，芬蘭卻反其道而行，絕不標榜精英，堅持每一個小孩公平受教。
從制度設計到資源分配，芬蘭教育從平等出發。六十萬中小學學生，分佈在四千所綜合學校，平均每校約一百五十人，班級人數不超過二十人，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於「無一人落後」，沒有貴族和平民學校之分。翻開芬蘭各種教育文宣，從不高調「快樂學習」，對他們來說，有了公平，快樂就不是問題。
只是，北歐國家都強調平等，芬蘭能以黑馬之姿脫穎而出，關鍵就在用了對的策略。芬蘭不是砸更多錢辦教育，而是選擇「專注」策略，把資源配置在「最需要的地方」，也就是初級中學（相當於台灣國中階段）和學習遲緩者身上。
在OECD國家評比中，芬蘭是運用教育資源最有效率的國家之一。不同的是，在大多數國家，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分配到的經費最多；反觀芬蘭，投資在初級中學生的經費，每人平均達八千兩百美元，在所有就學年齡中最高。
說話慢條斯理的教委會資深顧問勞卡南（Reijo Laukkanen），拿出去年在瑞士洛桑大學演講芬蘭教改策略的講稿剖析，之所以做這個策略選擇，是因為「這階段的小孩正發展自己的學習方法，需要最多的資源。」勞卡南表示，從PISA成果看出，芬蘭在這群初中生的投資報酬率很高。
提昇學習遲緩者的學習能力，是芬蘭專注策略的另一個重點。
專門負責特殊教育的教委會顧問寇依薇拉（Pirjo Koivula）指出，教委會的目的是讓「每個」小孩都具備基本能力，當學生出現短暫學習困難時，老師會立即提出矯正計畫，在課堂上或是放學後進行個別輔導，費用由政府負擔。
芬蘭有將近二○％中小學生接受額外學習輔導，OECD國家平均只有六％。曾經當過特教老師的寇依薇拉邊看數據邊說，在老師早期介入輔導後，有輕微學習障礙的小孩都進步很快，一兩個月之後，就不再需要「補救」。
採用資源專注的策略還有一個好處，那就是芬蘭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沒有明顯城鄉差距。在PISA測驗中，芬蘭校際差距全球第二小，不到五％（差距最小的是人口僅三十萬的冰島）。不論是首都赫爾辛基，或是偏遠北極圈的中學，測驗成績相差不大。
「芬蘭沒有壞學生，即使最差的學生也很好，」以培育師資聞名的約瓦斯其拉大學（Jyvaskyla）教育研究所所長瓦里亞維（Journi Valijarvi）直言，芬蘭十五歲以下人口逐年減少，將資源導入需要輔導的小孩身上，可以創造最大的國家利益，「我們承擔不起放棄任何一個人。」
且慢！學得快的人要怎麼辦？會不會是另外一種不公平？芬蘭人自有他們的邏輯：「學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學，學得慢的人更需要幫忙」。
對此，五年前嫁到芬蘭、目前正攻讀教育博士的張家倩感受頗深。她曾到芬蘭的中小學實習，芬蘭學校乍看之下，毫不起眼，甚至有點沈悶；但是，看得愈多她就愈體會到，這就是芬蘭教育「平凡中見實力」的特質，老師上課總是花最多時間在「把慢的人教會」。
「寧可讓學得快的人等，也不能讓不會的人繼續不會，」張家倩觀察，芬蘭老師沒有趕進度的壓力，即使她在大學學芬蘭語，講師也總是要等全部人都學會，才繼續教新的課程。
芬蘭反對對學生進行任何形式的「分類」或「排名」，說「資優」和「精英」是犯大忌，更沒有能力分班這回事。二十八歲、在赫爾辛基大任職的海蒂回憶，她念中小學時數學很好，但老師從來不會公開說她功課好，只是私下偷偷塞幾本進階數學讓她自己看。
最能展現教育平等價值的，是芬蘭政府對移民子女一視同仁的態度。
不論是否有芬蘭國籍，移民子女都能免費上學，政府還額外撥預算讓他們學習母語，每週上兩堂，為期四年。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灣媽媽就說，學校原本聘請一位大陸籍教師教她兩個小孩中文，但她堅持要讓小孩學繁體字，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灣老師來教，老師的鐘點費和交通費由政府支付。
在專注的策略、平等的核心價值外，芬蘭教改能夠一路順暢無阻至今，還必須歸功於一群高素質的專業教師。
芬蘭老師愛學習出了名，大學暑期班開課，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學老師。芬蘭教育部長現在最頭痛的是缺老師，好學的老師都跑去繼續念博士；芬蘭企業也喜歡僱用老師，跟政府搶人。據芬蘭第一大報《赫爾辛基日報》調查，芬蘭年輕人最嚮往的行業就是當老師；中小學教師受民眾敬重的程度，甚至超過總統和大學教授。
在芬蘭駐台灣商務辦事處代表史亞睿的眼中，芬蘭老師教的不是「知識」，而是「學習怎麼學習」。史亞睿的母親就是幼教老師，他從小跟著其他小孩一起聽母親唸書、閱讀；小孩問問題，老師不會直接講出正確答案，而是給他一個方向，自己去想、去找、去學。
挑高的天花板下，淡色木地板上，穿著各色襪子的腳丫子跑來跳去。赫爾辛基郊區小學教室裡十幾個小孩，華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書，對面的Sarka在畫畫，有的玩玩具、有的寫作業，教英文的老師拿著顏色圖卡，蹲在兩個小孩前面繼續比劃。沒有吵鬧，也沒有不耐煩，老師不必時時刻刻盯著，每個小朋友都有老師為他們量身訂作的學習目標，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。
儘管門檻高，又受歡迎，教師在芬蘭並非高薪工作。在OECD的調查中，不論是新進或資深者，芬蘭教師平均薪資都比先進國家和歐盟平均要低，甚至比不上國民所得較芬蘭低的南韓與西班牙。
留著一把大鬍子，在中學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亞力屈指計算，他每月收入扣稅之後，大約有兩千歐元（約台幣八萬多元），跟大學畢業生差不多。他笑說，家裡兩個小孩的育嬰假都是他在休的，因為太太賺得錢比他多很多。
「做老師不是為了錢，是因為我們真的相信這份工作對芬蘭很重要，」史亞力深信不疑，師資即國力，老師愈好，國家就愈強大。
嚴格要求師資品質，芬蘭政府也相對給老師和學校最大的教學自主權。教委會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並公佈核心課程綱要，其他如徵聘師資、經營管理則由各校自治，舉凡班級大小、課程內容、學生課表，甚至是每年上課幾學期都由學校全權負責；至於要教什麼、怎麼教、用什麼教科書，則由老師自由選擇。
芬蘭中小學並沒有全國一致的聯合評量，學校也很少有考試；芬蘭官方也不進行教師評鑑。被問到是否要考核教師表現，任職教委會長達三十年的資深顧問勞卡南幾乎動了氣，反問：「為什麼要評鑑老師？」他驕傲地說，芬蘭根本沒有不好的老師，每個老師都很自律，不需要打考績。
更重要的是，芬蘭教育還有一筆他國難望其項背的幸運資產，那就是他們有一群熱愛閱讀的國民。芬蘭人在家閱讀的傳統已傳承四百多年，是全世界最愛跟圖書館借書的人，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書。根據調查，四一％的芬蘭中學生，最常從事的「休閒活動」就是閱讀。
在對的時間，做對的事情，有對的策略，用了對的人，芬蘭教育怎麼可能不好？
轉錄自：http://ad.cw.com.tw/cw/europe/article01-1.asp
今年八月，路透社轉用俄羅斯電台影片，刊登兩張俄羅斯潛艇在北極海底下插國旗的照片，住在芬蘭北方小鎮的少年塞羅丁看到報紙後，覺得怪怪的，於是動手找資料，確認這張潛艇照片是翻拍自電影「鐵達尼」裡面的一個片段。路透社被迫認錯道歉。
這就是芬蘭教育為什麼能連年驚豔全球的原因：小孩會主動想、主動問、主動找答案。
教育，讓芬蘭學生成為新的「北海小英雄」。
過去二十年，世界各國前仆後繼，挹注龐大資源推動教育改革，小小一個芬蘭憑什麼摘下桂冠？
擬定長期策略、堅持核心價值、改革師資，是芬蘭教育成功的三大支柱。
貫穿改革脈絡、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價值，是「一個也不能少」的平等精神。當其他國家還在施行精英教育時，芬蘭卻反其道而行，絕不標榜精英，堅持每一個小孩公平受教。
從制度設計到資源分配，芬蘭教育從平等出發。六十萬中小學學生，分佈在四千所綜合學校，平均每校約一百五十人，班級人數不超過二十人，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於「無一人落後」，沒有貴族和平民學校之分。翻開芬蘭各種教育文宣，從不高調「快樂學習」，對他們來說，有了公平，快樂就不是問題。
只是，北歐國家都強調平等，芬蘭能以黑馬之姿脫穎而出，關鍵就在用了對的策略。芬蘭不是砸更多錢辦教育，而是選擇「專注」策略，把資源配置在「最需要的地方」，也就是初級中學（相當於台灣國中階段）和學習遲緩者身上。
在OECD國家評比中，芬蘭是運用教育資源最有效率的國家之一。不同的是，在大多數國家，高等教育學生平均分配到的經費最多；反觀芬蘭，投資在初級中學生的經費，每人平均達八千兩百美元，在所有就學年齡中最高。
說話慢條斯理的教委會資深顧問勞卡南（Reijo Laukkanen），拿出去年在瑞士洛桑大學演講芬蘭教改策略的講稿剖析，之所以做這個策略選擇，是因為「這階段的小孩正發展自己的學習方法，需要最多的資源。」勞卡南表示，從PISA成果看出，芬蘭在這群初中生的投資報酬率很高。
提昇學習遲緩者的學習能力，是芬蘭專注策略的另一個重點。
專門負責特殊教育的教委會顧問寇依薇拉（Pirjo Koivula）指出，教委會的目的是讓「每個」小孩都具備基本能力，當學生出現短暫學習困難時，老師會立即提出矯正計畫，在課堂上或是放學後進行個別輔導，費用由政府負擔。
芬蘭有將近二○％中小學生接受額外學習輔導，OECD國家平均只有六％。曾經當過特教老師的寇依薇拉邊看數據邊說，在老師早期介入輔導後，有輕微學習障礙的小孩都進步很快，一兩個月之後，就不再需要「補救」。
採用資源專注的策略還有一個好處，那就是芬蘭學生的學習表現並沒有明顯城鄉差距。在PISA測驗中，芬蘭校際差距全球第二小，不到五％（差距最小的是人口僅三十萬的冰島）。不論是首都赫爾辛基，或是偏遠北極圈的中學，測驗成績相差不大。
「芬蘭沒有壞學生，即使最差的學生也很好，」以培育師資聞名的約瓦斯其拉大學（Jyvaskyla）教育研究所所長瓦里亞維（Journi Valijarvi）直言，芬蘭十五歲以下人口逐年減少，將資源導入需要輔導的小孩身上，可以創造最大的國家利益，「我們承擔不起放棄任何一個人。」
且慢！學得快的人要怎麼辦？會不會是另外一種不公平？芬蘭人自有他們的邏輯：「學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學，學得慢的人更需要幫忙」。
對此，五年前嫁到芬蘭、目前正攻讀教育博士的張家倩感受頗深。她曾到芬蘭的中小學實習，芬蘭學校乍看之下，毫不起眼，甚至有點沈悶；但是，看得愈多她就愈體會到，這就是芬蘭教育「平凡中見實力」的特質，老師上課總是花最多時間在「把慢的人教會」。
「寧可讓學得快的人等，也不能讓不會的人繼續不會，」張家倩觀察，芬蘭老師沒有趕進度的壓力，即使她在大學學芬蘭語，講師也總是要等全部人都學會，才繼續教新的課程。
芬蘭反對對學生進行任何形式的「分類」或「排名」，說「資優」和「精英」是犯大忌，更沒有能力分班這回事。二十八歲、在赫爾辛基大任職的海蒂回憶，她念中小學時數學很好，但老師從來不會公開說她功課好，只是私下偷偷塞幾本進階數學讓她自己看。
最能展現教育平等價值的，是芬蘭政府對移民子女一視同仁的態度。
不論是否有芬蘭國籍，移民子女都能免費上學，政府還額外撥預算讓他們學習母語，每週上兩堂，為期四年。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灣媽媽就說，學校原本聘請一位大陸籍教師教她兩個小孩中文，但她堅持要讓小孩學繁體字，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灣老師來教，老師的鐘點費和交通費由政府支付。
在專注的策略、平等的核心價值外，芬蘭教改能夠一路順暢無阻至今，還必須歸功於一群高素質的專業教師。
芬蘭老師愛學習出了名，大學暑期班開課，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學老師。芬蘭教育部長現在最頭痛的是缺老師，好學的老師都跑去繼續念博士；芬蘭企業也喜歡僱用老師，跟政府搶人。據芬蘭第一大報《赫爾辛基日報》調查，芬蘭年輕人最嚮往的行業就是當老師；中小學教師受民眾敬重的程度，甚至超過總統和大學教授。
在芬蘭駐台灣商務辦事處代表史亞睿的眼中，芬蘭老師教的不是「知識」，而是「學習怎麼學習」。史亞睿的母親就是幼教老師，他從小跟著其他小孩一起聽母親唸書、閱讀；小孩問問題，老師不會直接講出正確答案，而是給他一個方向，自己去想、去找、去學。
挑高的天花板下，淡色木地板上，穿著各色襪子的腳丫子跑來跳去。赫爾辛基郊區小學教室裡十幾個小孩，華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書，對面的Sarka在畫畫，有的玩玩具、有的寫作業，教英文的老師拿著顏色圖卡，蹲在兩個小孩前面繼續比劃。沒有吵鬧，也沒有不耐煩，老師不必時時刻刻盯著，每個小朋友都有老師為他們量身訂作的學習目標，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。
儘管門檻高，又受歡迎，教師在芬蘭並非高薪工作。在OECD的調查中，不論是新進或資深者，芬蘭教師平均薪資都比先進國家和歐盟平均要低，甚至比不上國民所得較芬蘭低的南韓與西班牙。
留著一把大鬍子，在中學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亞力屈指計算，他每月收入扣稅之後，大約有兩千歐元（約台幣八萬多元），跟大學畢業生差不多。他笑說，家裡兩個小孩的育嬰假都是他在休的，因為太太賺得錢比他多很多。
「做老師不是為了錢，是因為我們真的相信這份工作對芬蘭很重要，」史亞力深信不疑，師資即國力，老師愈好，國家就愈強大。
嚴格要求師資品質，芬蘭政府也相對給老師和學校最大的教學自主權。教委會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並公佈核心課程綱要，其他如徵聘師資、經營管理則由各校自治，舉凡班級大小、課程內容、學生課表，甚至是每年上課幾學期都由學校全權負責；至於要教什麼、怎麼教、用什麼教科書，則由老師自由選擇。
芬蘭中小學並沒有全國一致的聯合評量，學校也很少有考試；芬蘭官方也不進行教師評鑑。被問到是否要考核教師表現，任職教委會長達三十年的資深顧問勞卡南幾乎動了氣，反問：「為什麼要評鑑老師？」他驕傲地說，芬蘭根本沒有不好的老師，每個老師都很自律，不需要打考績。
更重要的是，芬蘭教育還有一筆他國難望其項背的幸運資產，那就是他們有一群熱愛閱讀的國民。芬蘭人在家閱讀的傳統已傳承四百多年，是全世界最愛跟圖書館借書的人，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書。根據調查，四一％的芬蘭中學生，最常從事的「休閒活動」就是閱讀。
在對的時間，做對的事情，有對的策略，用了對的人，芬蘭教育怎麼可能不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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